编者按：本文是《文汇报》国际部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中东欧田野志”专栏的第四篇。
“萨拉热窝”这个词，在近现代史中包含了太多含义：它是苦难的，暗流涌动的民族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彻底激化，使得萨拉热窝深陷持续多年的动荡与撕裂之中；它是悲情的，拉丁桥上的枪声打破了欧洲艰难维系的平衡，点燃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为接下来数十年的动荡埋下了伏笔；但它又是多元的，整座城市就好像定格在不同的时间断层中，各类文化沉淀于此。如今，站在黄堡俯视萨拉热窝，你会感受到整座城市的静谧安详——萨拉热窝经历了太多，于是选择以最为平静的面貌示人。
从黄堡俯瞰萨拉热窝。
正文：
波黑向导Sena把我们送到民宿路口时，天已经接近晚上八点，从波黑边境小镇维舍格勒回来的近三个小时路程里，他依旧像白天那样健谈。这位亲历过九十年代围城时期的战争，在萨拉热窝老城经营小型旅行社的波什尼亚克族向导，家族世代生活于此。
因为夏天的缘故，萨拉热窝的天际还泛着蓝橙色的落日光辉。远处5号电车恰好滑过市政厅前，金黄的街灯把米利亚茨卡河（Miljacka）的轮廓拉得很长，临河咖啡馆的露台上杯盏碰撞声音清脆，山谷中的城市被银白色屋檐灯带托起，像是漂浮在山脉之间。Sena绅士地帮我们打开车门，很自然地说，如果第二天有兴趣，可以加入他的城市漫游，从山坡走到老城，再穿过几个博物馆，
我们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只是单纯觉得，有一个熟悉的人带着走一遍城市，总比独自穿行要更容易理解一些，讲述在萨拉热窝似乎也成了一种必要的导航。
萨拉热窝市政厅夜景。
第二天清晨八时半我们从民宿出发向Sena的旅行社走去。老城巴什察尔希亚（Baščaršija）的清晨比想象中更清澈，尽管阳光早已经越过狄那里克山脊（Dinaric），均匀地落在街巷转角与低矮屋檐之间，但空气里还残留着夜晚退去后的凉意，带着一种山谷城市特有的温柔。通向旅行社的铜匠街（Kazandžiluk）还未完全热闹起来，被居民游客踩得光滑的石板路此刻微微反光，脚步落下时能感受到一种被时间磨圆的粗粝感。两侧铜器店铺的卷帘门半开未开，橱窗里悬挂的茶壶、咖啡壶与独具奥斯曼特色的金属器皿被晨光照出暗哑的光泽。
不远处老城地标瑟比利（Sebilj）喷泉那儿倒是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鸽子成群落在木制穹顶下，人们弯腰喂食，它们又忽然振翅而起，在广场上掀起短暂的灰白色涟漪。泉水不断从槽中流出，发出轻微却持续的声响，游客掬起一捧水洗脸，当地老人则停下脚步短暂交谈。此时的广场还未完全进入白昼的拥挤，但城市已经开始缓慢苏醒——宣礼塔、咖啡香、石板路与鸽群共同构成一种独属于萨拉热窝的晨间图景。
铜匠街入口与瑟比利喷泉。
Sena早已等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份简单折叠的行程单，看见我们便点了点头。另一位同行者Jan还没有出现，这位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因为《德里纳河上的桥》而结伴去往维舍格勒的朋友，今天清晨已经先一步前往莫斯塔尔继续旅程。临别时他只简单说了一句：“有些城市不忍心停留太久。”于是这一段城市漫游的外国友人，最终只剩下Sena和曾一同前往维舍格勒的Sula。Sula显得更为随性，她来自巴西，在美国上的大学，所以语言转换得更为自然，能用英语轻松交谈。
“一半城市，一半墓碑”
我们结伴沿着坡道向黄堡（Žuta Tabija）爬去。老城低矮的屋檐与喧闹声逐渐被抛在身后，狭窄街巷也开始被层层叠叠的居民区取代。山势在不断收紧，道路越来越陡，但视野却一点点打开。站在城墙向下望去，城市被山脉褶皱轻轻包裹着，并从东向西延展，米利亚茨卡河从中穿过，把城市一分为二。远处是红瓦与灰白墙面交错的屋顶，宣礼塔与教堂尖顶在同一条天际线上并立，彼此不语。奥斯曼的圆顶、奥匈时期的立面、社会主义时代的公寓楼与战后修复的新建筑杂糅在同一片空间里，仿佛不同世纪被强行压缩进同一个画面。
但黄堡真正让人沉默的，并不是风景，而是脚下。紧贴黄堡坡地的是科瓦奇公墓（Kovači Šehidsko Mezárje）。大片白色墓碑顺着山势密集延展，层层叠叠地向下铺开，与居民区仅马路相隔。阳光落在石碑上时显得格外刺眼，白色在高处被放大，让人根本无法久视。大朵的红色玫瑰突兀地从白石之间长出来：有的已经微微低垂，有的仍然鲜艳得像刚刚开放。它们让墓地显出某种近乎浪漫的气息，但这种浪漫始终被一种更深的沉重压着，像是献花，也像是血色仍未真正褪去的提醒。
居民区中的科瓦奇公墓与玫瑰。
Sena没放慢脚步，在墓碑之间沉默地走了一会儿，最后才轻声说，“这里埋葬的是萨拉热窝围城时期的遇难者，不少只是普通居民，有些人昨天还在上班，今天就已经在这里了。”他说得很平静。从这里俯瞰萨拉热窝，会生出一种极其复杂的感受：一边是咖啡馆、电车与熙攘的街道，另一边则是整齐排列的名字与死亡。浪漫与血色并不对立，而是在这座山谷城市里被迫交织。“到了日暮时分，从这里看下去最美，整座城市会慢慢沉进金色的光里，山坡与屋顶之间升起薄雾，像是被轻轻安抚。“那时候，”他说，“你会觉得萨拉热窝终于安静了。”
可这种安静并不意味着遗忘。在萨拉热窝，无论你沿着哪一条山坡小径往上走，最终都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走进这样一片纯白的开阔地。墓碑总是突然出现，安静地立在居民楼之间、山丘转角、甚至学校旁边，提醒人们战争并没有真正离开，它只是被放进了日常生活里。黄堡象征着萨拉热窝数百年来的防御与抵抗，也象征一种面向未来的眺望；但它脚下的科瓦奇公墓又让这种眺望无法脱离现实。
离开科瓦奇公墓，我们仍然沿着山坡缓慢向下。身后的白色墓碑一点点被居民楼遮住，风从高处吹下来，带着某种干燥的凉意。就在快走出墓园范围时，我忽然听见不远处居民区方向传来孩子踢球时断断续续的笑声，足球撞击地面的闷响混在巷道之间，有人喊叫，有人追逐，一切普通得像任何一个夏日早晨。
当我们重新回到老城腹地时，巴什察尔希亚已经彻底热闹起来，铜器店打开木门，空气里混着咖啡与波黑肉饼味。奥斯曼风格的小商铺与奥匈时期的立面紧挨着站立，宣礼塔与教堂尖顶彼此相望。萨拉热窝被称作“欧洲的耶路撒冷”，并非毫无缘由。不同宗教与民族曾长期在同一片山谷中共同生活，某种意义上，这里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早实践了多元社会。
“一半历史，一半巧合”
我们一路沿着米利亚茨卡河向东走。河水很浅也很缓，夏季枯水让裸露的河床显得有些局促，石块与被水流滞留下来的塑料瓶、包装袋零散堆在岸边。走着不过五分钟，一座极普通的小桥突然出现在眼前。
桥身不长，灰白石材横跨河面，行人匆匆经过，如果不提前知道，很容易直接错过。因为年代久远与战乱损毁，桥体不少部分已经过后期修复与加固，某些桥面边缘和结构细节能明显看出钢筋混凝土的痕迹，与原有石材并不完全协调。
但这里就是拉丁桥（Latinska ćuprija），就在桥边，一场枪击改变了二十世纪。
“很多人第一次来都会失望。”Sena笑着说，“因为他们以为历史应该长得更宏伟。”
拉丁桥与刺杀博物馆展品。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与妻子索菲亚在这里被19岁的塞族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开枪射杀。今天看来不过几秒钟的行动，却迅速引发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Sena指着桥边嵌入地面的铜制脚印说，这是普林西普“站立的位置”，而这座桥在南斯拉夫时期甚至一度被改名为“普林西普桥”。在一些叙述里，他是反抗奥匈统治、推动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的青年；在另一些叙述里，他则只是刺杀来访夫妇、将欧洲推向战争的人。近年，围绕是否恢复斐迪南大公遇刺纪念碑的讨论再次引发争议，有人主张应以人道主义角度纪念受害者，也有人拒绝为“占领者”立碑。一个世纪过去，争论还未停息，拉丁桥本身也成为波黑历史记忆分裂的一部分。
与桥一马路之隔的刺杀博物馆并不大，我们抵达时几乎没有其他参观者。展厅陈列着旧照片、行刺路线图、普林西普的档案材料与复制手枪模型，墙面详细标记着当天车队的行进路线、错误转向与最终停下的位置。不过百平展厅，真正站在其中的那一霎那似乎能够感受到世界历史里惊天动地的节点，在现实中往往只发生在一个狭窄路口、一次偶然停车之间。
“很多人觉得是普林西普发动了战争，但如果没有他，也会有别的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火种早已埋下，只不过那一枪为长期的矛盾撕开了倾泻的漏口。十九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逐渐退出巴尔干，奥匈帝国趁势进入波斯尼亚，并于1908年正式吞并；与此同时，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迅速高涨，希望统一南部斯拉夫民族。对奥匈帝国而言，萨拉热窝是必须维系稳定的帝国边疆；对民族主义者而言，这里却象征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一个帝国试图维持统治，一个民族试图挣脱束缚，而它们恰好在这条河边相撞。
走出刺杀博物馆时，正午阳光已经越过老城区屋顶，我们向着内街走去，Sula忽然笑着抱怨起前一晚的狼狈。回到萨拉热窝后，她的银行卡在很多店铺依旧无法使用，折腾许久，最后只能跑到内街上的肯德基草草解决晚饭。“一个人来到巴尔干，却被肯德基拯救。”她摊手自嘲。大家终于笑起来，空气里的沉重感被短暂冲淡。
于是中午，我们索性就又在圣心主教座堂（Katedrala Srca Isusova）对面的这家肯德基坐下。餐盘很快被端上来，我们一边吃，一边闲聊。谈及现在生活的城市，因为五月末布达佩斯即将举行欧冠决赛，我随口提起最近城里越来越明显的赛事氛围。Sena忽然来了兴致。“足球？”他笑了一下，“在波黑，足球有时候比政治更复杂。”
他开始讲起莫斯塔尔的故事。那座被河流与历史同时切开的城市，在战争之后不仅空间上被分隔，连足球也被分成两种不同的认同：一边更多支持波什尼亚克背景的球队，另一边则倾向克罗地亚民族认同的俱乐部。“很多在波黑出生的克罗地亚族球员，会选择代表克罗地亚国家队；塞族也有人更认同塞尔维亚。”他说，“他们在这里出生、上学、生活，但心属于别处。”
到这里Sena停顿了一下，吸了口可乐，又轻轻摊手。“共处，但不代表共识，这很奇怪，对吧？可现实就是这样。其实语言差别没那么大，很多家庭往前追溯，原本都是一样的人。后来只是不同帝国来了，有人信东正教，有人信天主教，有人改信伊斯兰教。再后来，民族、政治与战争把这些差异慢慢变成隔阂。很多人觉得问题从1914年开始，或者从1992年开始，但我觉得远远早于。”
是的，而且在这里似乎比帝国崩塌更难解释的问题，其实是昨天还共同生活的人，为何会彼此举枪。
“一半荣光，一半希冀”
我们抵达萨拉热窝1984年冬奥会纪念馆时，已经接近六时闭馆。入口处的灯光大多已经熄灭，展厅显得安静而空旷。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后立刻重新打开了所有照明系统，还笑着说：“可以去试试钢架雪车合影。”灯光重新亮起的瞬间，展柜、滑道模型和雪具器材一下子被照得很清晰，整个展厅熠熠生辉。
所有的展品都非常新，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感”。滑雪服、冰鞋、头盔保养得很好，色彩依然鲜亮，角落里还能看到“JUGOSLAVIA”（南斯拉夫）的入场标识牌。即使是统一国家时代的审美也并不保守，反而带着一种明显的未来感，简洁、几何、偏工业风的设计语言，如今的我们看见也会称奇。
萨拉热窝冬奥会于1984年2月8日开幕、2月19日闭幕，历时12天，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1272名运动员参赛，角逐6个大项、39个小项，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冬奥会之一，参赛国家数量首次突破40个。在冷战背景下，这场赛事尤为引人注目：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因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美国主导抵制，而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又因美国入侵格林纳达遭遇苏联阵营的反制抵制，奥林匹克精神在对抗中被明显抛弃。也正因如此，萨拉热窝在分裂的国际氛围中显得格外特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后来评价其为“过去60年最成功的一届冬奥会”，并授予主办城市奥林匹克金质勋章。
当一个城市短暂成为世界目光的交汇点时，人们往往也会随之投以更多的善意与希冀，对待萨拉热窝亦是如此。冬奥吉祥物沃克（Vučko）原型取自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常见的野生狼，象征勇气、力量与冬季精神。展览馆里的它，滑雪帽微微歪斜，护目镜松垂在额前，胸前印着会徽，像是在雪地奔跑途中忽然回望的一瞬。在今天的萨拉热窝，它以更轻、更日常的方式延续着自己的踪迹，冰箱贴、小型玩偶、纪念品店橱窗里的钥匙扣，以及街角墙面上逐渐褪色的涂鸦，都仍能看见那张略带滑稽却始终温和的脸。
四十多年过去，它早已不只是1984年冬奥会的遗留物，更像是一种被城市主动保存下来的情感记忆。对于许多萨拉热窝人而言，沃克既象征着那个世界目光曾短暂汇聚于此的荣耀时刻，也意味着一种不愿轻易熄灭的期待：战争或许曾让城市破碎，但共同生活、重新连接与再次被世界看见的可能，仍然值得相信。
离开时，工作人员问我们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点点头，语气认真而温和：“那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和平、稳定，也发展得很快。”
我停了一下，也认真回应道：“可我觉得萨拉热窝也很美。我在这里看见了不同文化真正相遇过的痕迹，也能从这些展品里想象1984年的辉煌。”
他笑了笑，沉默片刻后轻轻说道：“谢谢你，我的朋友。你知道吗？对很多萨拉热窝人来说，我们心中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奥林匹克，一个是萨拉热窝。”
说完，他转身从柜台后拿出一张沃克的明信片送给我。那只熟悉的小狼依旧围着红围巾，一天漫游的最后在沃克的笑容中定格。
萨拉热窝1984年冬奥会纪念馆展品。
离开博物馆时，天色还没有暗下来。夏日的萨拉热窝总是这样，傍晚被拉得很长，山脉边缘仍残留着一点迟迟不肯散去的亮光。风从米利亚茨卡河谷方向吹来，街边咖啡馆依旧热闹，年轻人坐在露台聊天，电车缓慢驶过，钟楼与宣礼塔安静地立在暮色之间。
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真正打动人的，也许从来不是某一段宏大的历史，而是那些彼此矛盾却又共同存在的东西：墓碑旁的孩子笑声，战争记忆与日常生活的并置，分歧尚未消失却仍努力共处的人们，以及四十年后依旧挂在橱窗里的沃克小狼。历史当然无法轻易和解，但生活总要继续，而一个城市最珍贵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经历破碎之后，仍愿意一次次尝试重新相信共同生活的可能。
居民房墙壁的弹孔与萨拉热窝路面上的血色玫瑰。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苏（俄）东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批准号：2025JZDZ07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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