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雄踞世界之巅，雪山林立之间，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由此发源。这片土地从来不只有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更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日前，四川博物院联合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近30家文博单位，共同推出“ 雪山之巅 大河之源——青藏高原的文明崛起与民族融合”特展。展览汇集珍贵文物420余件（套），分为“初起鸿蒙”、“文明崛起”、“中央管辖”三个部分，系统呈现了青藏高原从远古人类踏足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壮阔历程，展示了一部关于生存、迁徙、融合与发展的宏大史诗。
雪山之巅的文明崛起
青藏高原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展览中，一块出土于青藏高原东北麓、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的夏河人下颌骨，将人类在青藏高原的活动轨迹追溯至距今约 16万年前。而出土于高原东缘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手斧，更是将人类涉足这片土地的历史提前至距今 22万年前。这些关键物证，打破了高海拔地区为人类活动禁区的传统认知，彰显了青藏高原在 世界人类演化史中的独特地位。
▲手斧，旧石器时代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皮洛遗址出土。
展览还通过对西藏 阿里梅龙达普洞穴遗址、那曲尼阿底遗址等考古发现的呈现，用一件件由简入繁、由粗到精的生产工具，勾勒出旧石器时代高原先民石器工艺的演进之路。
到新石器时代，高原先民在延续传统狩猎采集的同时， 开始尝试并逐步推广农耕。青海柳湾遗址出土的装满粟的大型粗陶瓮、四川马尔康市孔龙村遗址发现的穿孔石刀，共同印证了高原上旱作农业的初步建立；而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 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则反映出高原先民逐步转向定居。这种以农业为基础、辅以畜牧与采集的复合经济形态，不仅提高了食物供给的稳定性，促进了人口增长与聚落扩张，也为后续文化演进和区域交流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代，吐蕃崛起，青藏高原历史掀开新的一页。展厅正中，复制放大的“ 唐蕃会盟碑”拓片引人注目，这是唐朝与吐蕃会盟缔约、民族友好交往的珍贵历史见证。自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赤德祖赞迎娶金城公主，唐蕃之间结成了舅甥友好关系。据史料记载，有唐一代，双方使臣往来290余次，每一次往来都是民族交融的生动实践。
▲唐代双狮日月金牌饰。
拓片所对应的“唐蕃会盟碑”，如今仍屹立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碑身有用汉、藏双语刻写的铭文：正面记载会盟始末，背面追述唐蕃友好，两侧分列18位唐朝官员与17位吐蕃官员的职务与姓名。盟辞中的“患难相恤，暴掠不作”，是双方许下的和平契约；“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更是唐蕃亲如一家、休戚与共的庄严承诺。
元明清时期，青藏高原迎来经济文化的繁盛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公元1247年，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与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了著名的“”。此后，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直属行政区。这场顺应国家统一历史潮流的会谈，为元朝中央政府对青藏高原相关地区的施政管辖奠定了基础。展览中，来自“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地——甘肃武威白塔寺的元代兽面建筑构件、锥形石塔顶、兽面瓦当等文物一一亮相，似在向后人缓缓讲述广袤辽阔的青藏高原如何迎来历史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于岁月长卷中掀开新的一页。
▲明代都纲之印。
展厅中，元代的桑结贝帝师玉印、明代的都纲之印、火把簇千户所铜印，以及清代青海西右后旗札萨克蒙古文铜印静静陈列，四枚官印前后相继，构成了一条跨越500余年的完整证据链。从元代的帝师到明代的法王、都纲，再到清代青藏高原各地的僧俗官员，都由中央政权正式封授。 这些印章，既是官员行使职权的凭证，更是中央政权权威的象征。一枚枚沉甸甸的印章，恰如雪山之巅的融水无声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串起青藏高原政治与文化演进中，那条始终与中华大地同根同源、奔流不息的主线。
纵横千里的交融通道
如果说青藏高原文明是发源于雪山之巅的涓涓细流，交通与交流便是将其汇入中华文明长河的通道。通道上，行走的人群络绎不绝，他们输送的不仅是商品货物，更是文化与认同，让高原与内地、让各民族在千年交往中血脉相连、情感相亲。
青藏高原从不是隔绝的孤岛。早在史前，高原周边的先民便不断向这里迁徙，把生产工具、农作物与建筑技艺带上雪域，踏出最早的交流之路。各种文化元素也在此汇聚，为高原早期文明注入活力。据考古确认，距今22万至4万年间，青藏高原东南麓使用的 手斧，印证着旧石器时代高原与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约5000年前，甘青地区的彩陶已顺着高原东麓南下，进入川西；距今2000至1800年，织有“王侯”汉字的织锦与金面具、金饰，已传至高原腹地阿里，为贵族使用。
▲清乾隆金地瓷法轮。
吐蕃时期，高原丝绸之路迎来黄金时代。这条古道不仅联通中原与雪域高原，更串联起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沿着这条通道入藏和亲，将中原的工艺、历法、医药与物产带入高原；吐蕃的文化、物产与技艺也不断东传，共同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展厅墙面上，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生动定格吐蕃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朝见唐太宗的这段历史。
▲外甥阿柴王之印。
一方银印“外甥阿柴王之印”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枚银印出土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印面镌刻着古藏文与骆驼图案，印证了文献所载的吐谷浑与吐蕃之间的甥舅联姻——墓主人正是接受吐蕃统治的吐谷浑王。小小印章，记录下高原丝路上族群互动的图景。而都兰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丝绸之路“青海道”（吐谷浑道）的关键节点，这里见证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展览中，双狮日月金牌饰上的雄健狮纹，隐约可见萨珊波斯的风格；镂空方形大角鹿金牌饰的神秘造型，则带有中亚粟特艺术特色；其间更有织造精美、来自中原的丝绸。在这条雪域之路上，不同文明的审美与技艺碰撞交融，共同积淀为青藏高原瑰丽的文化风貌。
而在高原东麓，另一条千年古道同样书写着民族交融的壮阔篇章。茶马古道肇始于唐宋，兴盛于明清，以川滇茶叶产地为起点，跨横断山脉、穿金沙江与澜沧江，直抵青藏高原腹地。古道源于唐代茶马互市，宋代因战马紧缺，朝廷设茶马司专管以茶易马；元明清三朝延续茶马贸易，沿途驿站、茶司密布，古道网络不断完善，成为延续千年的商贸与民族交流大动脉。
▲元代兽面建筑构件。
展览以大量实物和图文信息，印证了这条古道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汉、藏、白、回、彝、纳西等多民族组成的马帮，穿行于横断山脉的险峻峡谷，在生死与共中磨砺出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谊。藏族谚语有云“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正是这条古道，源源不断地将内地茶叶送达高原，保障了高原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随着内地茶叶、丝绸、铁器等物资入藏，高原马匹、羊毛、药材等土产东运，双向流通激活了高原经济，也使青藏高原更紧密地嵌入全国统一市场。展厅中，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出土的元代贰贯“至元通行宝钞”、伍佰文“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从经济层面印证了当时茶马古道的繁荣和茶马互市的兴盛。
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路径不同，却在青藏高原的文明演进中殊途同归。 各民族在纵横交错的古道上交流往来，互通有无、互补资源，共同铺就了坚实而深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根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底色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青藏高原孕育了灿烂丰富的民族文化。在与周边区域的长期互动中，这里也犹如一个宏大的文化熔炉，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基因，最终形成了与中华文化同根同源而又具有特色的高原文化。
展厅中，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骨牌饰、川西高原出土的质朴陶镯、西藏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双耳罐……皆凝聚着高原古朴而灵动的审美意象，是高原先民对自然与生活的诗意表达。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河湟谷地，马家窑先民秉持灵动奔放、绚烂雄浑的独特审美，以灵动笔触在陶土间绘就流光溢彩的纹饰。它们深植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根脉，将黄河中游的文明基因与河湟谷地的地域气韵交融共生，让彩陶成为串联中原与高原东部的文明丝绦，在一脉相承中续写着中华悠久历史的璀璨华章。
镶绿松石金凤钗中，凤鸟回首翘尾历经千年；马鞍前桥金饰的纹饰间，狮子形象栩栩如生，缠枝花卉精致优美……展厅中，考古出土的吐蕃金器见证了不同民族文化在青藏高原上的交流与融合。放到现在，这些饰品依旧是时尚界里的“高定”。时至今日，藏、羌、蒙古、门巴、珞巴、回等民族的服饰，在面料、纹样与工艺中，都藏着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共鸣。
▲唐代红地联珠对鹿纹锦。
与手工制品交相辉映的，是唐卡艺术的绚丽斑斓。被称为“藏文化百科全书”的唐卡，在青藏高原丰富的自然色彩中提取出“五原色”，又在传承和发展中，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精髓。展厅中，一组清代的《格萨尔》唐卡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格萨尔王传》作为 世界上最长的活态史诗，在藏、蒙古、土等多个民族中广泛流传，其歌颂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息息相通。这套以青藏高原史诗为主题的唐卡，在色彩晕染与线条勾勒中融入中原工笔画技法，本身就是多民族文化共生的艺术结晶。
青藏高原，“雪山之巅 大河之源”，雪山不是隔绝的屏障，大河亦不只是地理的源头，它们与栖居其间的人们一起，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中，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高地”，成为奔流不息的生命之源。
（作者为刘渝西，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本文图片由四川博物院提供）
来源：国家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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